笔者对政府机关“泛福利”和“滥福利”现象早有耳闻，但仔细看了报道，政府机关的福利之泛之滥，还是始料未及。比如，某机关仅通讯费一类补贴，就设置了“住宅公务电话包干费”、“无线通讯工具补贴”、“通讯补贴”、“特殊通讯费”４个补贴项目。比如，某部门常年按月发放“雨具费”，尽管当地并非一年四季都是雨季。再比如，“菜篮子补贴”等福利项目，并未随着公务员几次调资而被调整并取消。

　　专家称，泛滥的福利即是隐性腐败。斯言不谬！泛福利和滥福利为何会大行其道？如报道称，深层次原因是我国尚处于经济体制转轨阶段，旧体制的痕迹和影响还未消除，新体制尚未健全。直接原因则是公务员福利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健全，管理监控措施存在缺位、不到位，管理监控办法缺位、不到位。这番剖析不无道理，但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，公务员既是政策的制定者又是政策的执行者，正因官员掌控着权力资源，制定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政策时势必向自身倾斜。

　　无数事实已经证明，单纯靠政府官员拿自己开刀太艰难也太不现实了。

　　以公车改革为例。在一些地方，公车改革的直接方式是取消公车，分行政级别给予相应补贴，即货币化改革。孰料，由于车补过高，其糜费财政之高，还不如不取消公车。车补为何过高？原因极浅显，作为既得利益者，刺向自己的锥子会用力吗？一旦放弃公车，势必用更高的利益来填补。于是，在改革的名义下，愈加上下其手，费尽心机侵吞公众财政。

　　因此，遏止政府机关的福利泛滥，作为当事人的政府官员要置身其外。日前，据媒体报道，重庆市从２００７年起在全国率先试行政府立法回避制度。根据该制度，在立法起草环节，如主管部门有直接明显利益关系的，原则上应该回避。此外，在评审、审查环节，相关人员如与立法项目有直接利害关系，也应主动回避或强制回避。往前追溯，北京市也探索采取直接委托、公开招标等方式，将法规规章草案交由中立的专业人士或者组织起草，以避免制度建设中的部门化倾向。

　　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，如果让政府机关人员自行放弃隐性腐败，他们断然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能力。唯有采取回避制，让中立的专业人士主导法规的起草，或可破解政府机关的福利泛滥。就目前而言，应先尽快清理政府机关不合理的福利腐败，之后需加快制定相应的法规，当然莫再让政府机关主导。最后，约束政府权力，让制度真正发挥效力，则是重中之重。